第一，实行工资增长与GDP增长挂钩。

    改革开放以来，尤其是近十年来，我国GDP增长迅速，举世瞩目。然而，职工工资增长却远落其后。应该将地方工资总量、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、占地方财政收 入的比重作为考核地方政府及其主政官员政绩的刚性指标，与主政官员个人评先奖惩、职务升迁挂钩。另外，要切实扭转初次分配不合理致使“强资本弱劳动”的趋 势。我国当下初次分配过于“亲资本”，劳动者报酬占企业运营成本普遍偏低，有的甚至不到10%，其比例呈“畸形”状态。在发达国家，工资一般占企业运营成 本50%左右。我们应该借鉴他们的经验，确定一个普适的比例范围，明确刚性底线，以保障劳动者的收入既能随地方GDP增长而增长，又能随企业利润增长而增 长。

第二，实行居民收入增长与CPI(居民消费水平)增长挂钩。

    近年来，一个不争事实是CPI持续高增长导致居民实际收入缩水。当务之急，需要明确居民收入增长与CPI增长挂钩的量化指标，并列入地方政府考核指标，以此保证中低收入群体生活水平止降回升，收入不至于再因物价高增长而持续缩水。

第三，调整税收政策维护中低收入阶层利益。

    税收无疑是调节收入分配的最重要杠杆。在引发社会对收入分配不公诟病的几大因素中，理应对调节收入差距有所作为的税收杠杆却被认为乏善可陈，甚至在某种程度 上逆向作用反而拉大贫富差距。理性的取向应当是设计更合理的税制结构，尤其是担负调节收入分配“天降大任”的个人所得税亟待洗心革面，有所作为。一方面， 要对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高收入者强化征管，应收尽收，并进一步提高征收标准;另一方面，对于中低收入阶层实施减税免税惠民新政，以提高其实际收入水平。

第四，加大政府对社会保障的投入。

    我国社保费率在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，是东亚邻国和邻近地区的4.6倍。我国五项社保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%，有的地方甚至达到50%。繁重 的社保费负担成了广大劳动者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“脱贫致富”的一大障碍。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加大社保投入，减轻劳动者支出。希望各地在这方面有所作为，并能 形成相互攀比之势，比比谁的社保费率低。